青春回眸——我的兵团生涯
徐小斌／文从来没人把我划入知青作家的行列。有时候谈起来，对方便无例外地怀疑着：你也去过兵团？我说我是真正在最低层，干最苦的差事。对方依然满脸疑惑。后来我才知道，这疑惑并不因为我显得多么年轻，而是我身上缺乏某种痕迹，某种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知青痕迹。这种缺乏大概是因了我当时的不投入。或者说是与生活本身的一种距离感。这距离感来自我的性格——我似乎从小就是个很自闭的孩子。所以当我看到大腕儿作家们所描写的兵团生活，总有些茫然：难道这就是我曾经历的一切？又有几分羡慕：原来那时还有那么美好的爱情，为什么独我得不到上帝的宠爱呢？几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该算作上帝的宠儿还是弃儿。我只是向前走着。我努力去享受生命而不去思索终极意义。
第一次出远门：行程三千六百里
去黑龙江的时候正当十六岁的“花季”。
从照片中我看到自己当年的尊容：松松掩掩的一身蓝制服，短辫子，白边“懒汉鞋”，当然胸前还有一枚像章。矮小，瘦弱，苍白。没有任何“花季”的意象。连“花骨朵”也算不上。
早就想远离家庭，自认为是上山下乡成全了我，所以刚刚宜布了去兵团的名单，我便匆匆去销了户口，回来后才告诉家里人。别人犹可，父亲听后陡然色变。后来听母亲说他长吁短叹了一夜，彻底未眠。我听罢并没什么反应，只是悄悄告诫自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动摇，那时我常常看《前夜》、《牛虻》、《怎么办》一类的书，对十二月革命*一类的人充满崇敬，最讨厌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可惜的是，我骨子里实际上是个儿女情长的人。
那时家里很清贫。父亲虽是教授，无奈养活一大家子人，大学毕业的母亲早早便退了职，变成一个爱唠叨的家庭妇女。从小，我只穿姐姐穿剩的衣裳。这回出远门儿，母亲亲自陪我去买衣物，我已经很满足了。收拾行装的时候，心里想着一种未知的新生活，暗暗地激动着。
离京的场面很壮观，值得载入史册。北京站红旗飘扬，大红语录牌上俨然写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车站上人山人海，比肩接踵，当高音喇叭里传出：“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就要离开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我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希望你们在屯垦成边的战斗中，为人民立新功！……”的时候，车上车下哭成一片，颇有生离死别之感。
因为有戴红箍的工作人员阻拦，家长们被围在列车的白线之外。这更加重了悲壮感，真是“哭声直上干云霄”。奇怪的是我始终流不出眼泪。大概当时只有我和一个绰号“老齐头”的女孩没哭。父母遥远地向我招着手。痛哭失声的母亲大声嚷着：快看看你的钢笔是不是忘带了？！这时火车已经鸣笛，我忽然发现人丛中有卖冰棍的，于是示意父亲帮我买根冰棍儿，父亲买了整整一盒请戴红箍的人转交。火车开动了，我捧着那盒冰棍儿清清楚楚地看到父亲的泪，这才感到心的痛楚。过了天津，大家已经摆脱悲痛开始玩敲三家儿，我却忽然意识到这一去就是三千六百里之外，想回家可不那么容易了。想到这个，心里在涌出一股极大的悲伤，眼泪差点落下来。心情沉闷，后来吃盒饭的时候又受了凉，到了傍晚便开始呕吐，两天一夜的火车我吐了一天一夜，眼前不断出现父亲含泪挥手的一幕，火车则以震耳欲聋的单调音响向北疾驰。渐渐地，刺骨的严寒笼罩我的整个身心。
第一战役：水里捞麦子
当车轮终于停转动的时候，我模模糊糊地看见进来两个农民打扮的人，一式的黑棉袄裤，腰里别着烟袋锅，都是弯曲的罗圈腿，一个个子高些的自我介绍说：“我是咱营二连的指导员，叫张国伟。”又指指旁边的瘦小个子：“他叫陈方，是副连长”。顿时整个车厢鸦雀无声地呆住。——临来时*代表曾介绍这里的连级干部都是现役*人。
我幸运地成为连干部第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