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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根据2011年央行披露的数据，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携款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导致中国大量资金外流。跨境追逃追赃也成为了一个反腐难题。2014年1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明确要求，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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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出版的《生命诗学论稿》是陈超第一部诗学专著。这奠定了他一生追寻的“生命诗学”，即如史蒂文森所说诗歌的理论就是生命的理论。陈超直接开启了关乎生命深处秘密和诗歌血脉的批评方式。从这部诗学著作开始，陈超一直坚持的就是在深入本文的过程中揭示现代诗人的生命、生存与语言之间的复杂甚至残酷关系。尤其是对1980年代诗歌的带有现场感和知识分子精神的阐释和辨析尤为深刻而具有启示性。在陈超的“生命诗学”这里，个人经验的公开化与公共经验的个人化能够很好地揭示出来。陈超一次次走在时代转折点的“断裂”地带――那里是凛凛的风雪与陡立的绝壁。陈超的诗歌批评中不断燃起一场场死亡和重生的大火，当然随之也布满了灰烬和寒冷，“我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阳光从广阔遥远的天空垂直洞彻在我的身体上。而它在冰凌中的反光，有如一束束尖锐的、刻意缩小的闪电，面对寒冷和疲竭，展开它火焰的卷宗。在这烈火和冰凌轮回的生命旅程中，我深入伟大纯正的诗歌，它是一座突兀的架设至天空的桥梁，让我的脚趾紧紧扣住我的母语，向上攀登。”[6] 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语境下，陈超的诗歌批评就是展现精神高蹈、生命阵痛以及完成“诗歌历史化”的过程。在《生命诗学论稿》这部诗学专著中陈超将诗学问题和更广阔的哲学命题融合在一起，视野尤为开阔，更具有历史感和文化人类学的意义。精神高蹈、美学高标和深入当代的现象学方法论具有当代诗歌批评的开拓性意义。诗歌在审美功能的前提下凸显出了诗人的世界观、立场和方法论。从宏观的视阈来考量，他对汉语新诗的诸多彼此纠缠的复杂情境进行了梳理和历史还原（如新诗与传统、具体历史语境的诗学问题和可能的诗歌发展前景），对诗歌与语言、生命、生存、历史、时代的多重关系的富有说服力的精细剖析。更进一步，陈超通过现代诗和古典诗的比照，认为二者在诗歌结构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新诗自身的传统。陈超认为现代诗较之传统诗更强调结构的包容力和形式的开放性，更强调“深层结构”的重要性，更为注重结构中的张力或紧张关系。[7] 这都对现代汉诗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参照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使得陈超在“深入当代”、楔入和介入时代的“噬心主题”的同时，在回顾与前瞻的双重视角中呈示了潜心反思的知识分子立场和精当的言人未言的独特见解。《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则是陈超对“生命诗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代表了他在诗学领域中的最新见解和全面开拓。陈超以生命诗学、比较诗学和诗化哲学相结合视野，在现代诗歌的本体依据、功能和历史向度等方面进行了极其深入的辨析、论证与反思。陈超敏锐地提示出具体历史语境下当代诗歌的特质和诗学意义，又不留情面地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困境。 陈超“生命诗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将“技巧”、“修辞”和“语言”的历史化。对诗歌技艺和诗歌本体特征陈超一以贯之地进行充满敏识与洞见的思考和探论。而这种对诗歌技艺和本体性的关注正是出于当代诗学的“红色选本文化”和“庸俗的文学社会学”对诗歌的长期挤压和胁迫后果的反思与警惕。在《论意象和生命心象》、《生命体验与诗的象征》、《实验诗对结构的贡献》、《论现代诗结构的基本问题》等文章中陈超深入的论述了诗歌的构架、肌质、技艺、语言、意象和经验承载力等诗歌的构成、表现技巧和诗的基本艺术符号。这并非是他对形式、技巧和形式主义情有独钟，并非是沉溺于诗歌的本体依据的自足性和对技巧的一味迷恋[8] 。因为在陈超看来技巧绝非无用的手艺和装饰思想的可怜器皿。他深知技艺对诗人而言是一门“考验真诚”的必备功课，亦即与诗人的“道德”相关。斯奈德在《真实的工作》中谈及了“手艺”的重要性，“作为一个诗人，我是从我自己的手艺角度来理解的。我学习要成为一个匠人，真正需要掌握什么，专心致志真正意味着什么，工作意味着什么。要严肃地对待你的手艺，而不是胡来。”[9] 也正如希尼所言“技巧，如我所定义的，不仅关系到诗人处理文字的方式，他对音乐，节奏和语言结构的安排;而且关系到他对生活态度的定义，对自身现实的定义。它也关系到对走出他通常的认识界限并冲击无法言喻的事物的方法的发现”[10] 。
